我们这个村庄应该是明朝万历年就在了。至于具体哪一年，族谱并未详细记载。总共十五六户的样子，形成了这样一个小村庄。
听妈妈说，那时按在生产队的工分制发放口粮。村里人每天都被分配出去一起干活，提起当时的生活虽艰苦，可回忆起来也有很多故事的。
当年，以我们当时的村长为首，推翻了我们村头供奉的神明，砸破了我们祈福的石碑和供的福牌(用木做的30厘米长宽两个硬币左右厚度小木碑）
我们村头那块5米长的石碑被推翻打砸后，村长难退怨气，又补了几锤子。最后叫人砸碎搬走了。只剩一些小片的石块。还有刻在石片上不太清晰的文字。这些石块除了年久失修，也可以说是饱经沧桑。
这庇佑了几百代人的石碑就这样破碎了。等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妈妈和八娘去那里偷偷捡了一小块20cm正方形模样大小的石碑回来，她们用红布包裹，和福牌一起搬回到祠堂供奉。
反正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并没有出生。等我出生的时候，事态早已得到缓和。
爸爸妈妈那一代都是辛苦的庄稼人，还是受了不少苦的，她们俨然对很多事都谨慎小心。特别教导我们这些小孩不要乱说话，不要说多话。
起先，我外公的爸爸在我外公不到两岁的时候被号召从了军。我外公是1921年出生的，按时间推算，当时外公的爸爸1923年去从军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。后来为了纪念太外公，外公长大后给他立了一个空坟。
还好外公被人收养，在咸宁生活到7岁，那个好心收养他的养父是个剃头匠。他教会了外公剃头。外公的妈妈思念外公，又把当时不到10岁外公接了回来。后来，外公的妈妈改嫁到隔壁村，外公只得凭借着这个剃头的手艺在家中谋生。
外公回到家中，以种地剃头谋生，那时候家境贫穷，加上时局动荡，直到32岁娶妻生子。
1953年我的妈妈出生了。外公和外婆一共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，他们还算幸福清苦的过着日子。
后来，23岁的妈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嫁给了我的爸爸。
我的爷爷的爸爸也就是我太姥爷是富农，那时他以教书谋生，偶尔能赚点学费或者大米或者木柴。
战乱年代，平民日子都很节俭。太姥爷年复一年的，省吃俭用，积攒得多了，买了地，租给别人，成了富甲一方的农民。
听父辈们说，以前教书，钱不多的可以交粮，粮不多的可以拾木柴。
尽管那时人们生活艰苦，但是我们的学校还是非常的多，基本上一个村就有一个私塾。
我太姥爷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攒下余粮换了田地，先是换一小块，后来攒多点又换一小块，慢慢的换了8间良田。这样从一个教书先生也成了一个亩农，然后他又把这些良田出租，俨然成了别人眼中的地主。
我想那时候我们村应该不止十五六户。因为我打小就听到，父辈们回忆过往时提到我们村的地主很多。
我们村现在和我同辈分的随便一家的爷爷或者太姥爷就是地主。但是我的太姥爷就是从亩农也被人提名成富农。后来被枪决了。
我们村是有大地主的，他叫福贵。他的生活听起来很颠，他一出生就被各种溺爱，到了20岁娶妻生子了，之后依然不太安分。用一句话形容他就是“一掷千金浑是胆，家无四壁不知贫。”
后来，他和别人来了个不一样的，他迷上了抽大烟，又整日沉迷赌博，这一次他输得彻底，他押上了自己的老婆。这样赌自然是输了，老婆输给别人一个月，他也无所谓。尽管家里人劝他迷途知返，但是毫无作用。后来他的父母又帮他把老婆赎了回来。这样几次三番的，他的老婆也像一颗骰子被投掷了好几次。
有一次，他吸鸦片上头了，要干一票大的，他背着父母偷偷的把地契房契押上。最后他赔了老宅和田地。一家人不得不从大宅子搬出来住进了茅草棚。
因为鸦片的摧残，有上顿没下顿的福贵已经瘦骨嶙峋，皮包骨头。不等解放，富贵耗尽了一生的精血和气数，提前一命呜呼了。
我的太姥爷和部分地主也是被几个壮汉蒙着脸，还没等人缓过神来，也没来得及和家里人道别，就被拖去枪决，命丧黄泉了。
我们村有个被提名成地主的厚道人叫有铝，一口气压在心底，没缓过来，不吃不喝，坐在茅草搭建的旱厕里的粪桶上三天三夜，消受枯黄脸颊伴着空洞的眼睛无法释怀心里的苦闷，夜深人静的凌晨，解开自己的腰带，两腿一蹬，直接上吊死了。
听说那些太姥爷辈也没有几个享福的，都是用灯芯般的点几滴油到菜里，然后顿顿啃着野菜红薯，难的时候吃吃观音土，一点点的省着口中的食粮。积少成多，慢慢的成了地主。
后来，在我们这个闭塞的村庄里，几个地主姥爷们就地正法以后，我们的爷爷辈和父辈彻底成了埋头苦干的庄稼人。
我的爷爷是个例外，可能受我那早早饮恨西北的博学的私塾先生太姥爷影响，他读书读到了30岁。
在现代社会爷爷称得上是博士后了。
爷爷也教书，但是他却因为脚痛患了恶疾。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也有限，太奶奶带他去咸宁也没治好。
最后一个月，医生摆摆手，让我太奶奶带我爷爷回家疗养。
某一天，我的爷爷说想吃梨子罐头，那时山高路远，交通不便，一个小摊贩物资供应也难免不齐全。太奶奶嘱咐爷爷的堂妹宝姑娘到梅田镇供销社去买梨子罐头。
珍宝姑娘走了十几里路到了梅田镇供销社买好梨子罐头，已然累得气喘嘘嘘，她不敢稍作休息就往回走，深怕耽搁了什么。惋惜的是珍宝姑娘还差几分钟就能赶到家的时候，我的爷爷与世长辞了。时年，爷爷才36岁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。
那个时候，我的爸爸也就9岁，大伯13岁，姑姑6岁。这对一个家庭而言是多么的雪上加霜。
我们村应该是慢慢发展到了我们这一代就成了十五六户。
这么小的村，也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。
比如我的姨外公，小时候经常听妈妈夸赞，可是那时候不过几岁，只知道姨外公去抵抗外敌侥幸活着回来了。
姨外公给我们村带来了很多光环，到处都宣扬着姨外公的英雄事迹。
我印象中，见到姨外公那会他也快80岁了。
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杵着一个拐杖，开始拐杖是竹子做的，还能看到段段分明的竹节，但是也磨损的厉害。
我也不太清楚我姨外公是否种过庄稼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大概是历经战争的磨难，又已过古希之年，身上多了些许病痛。
他常年坐在家门口木椅子或者石凳上晒太阳，他们家住的是我们村的祠堂。
听父辈们说以前的人不像现在的人每家每户一个大院子，希望越安静越好。以前的人喜欢热闹，喜欢群居。
那时候有狼，猎枪较少。他们房子都是围着祠堂建立的。挨家挨户还能听到彼此说话的声音，这样也是防止突遭野兽袭击的时候，大伙方便一起出来抵抗。
等我出生的时候，祠堂旁还有几家。等我记事的时候，祠堂那里只有我姨外公还有我大伯两家了。
祠堂是木制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染了黑油漆，木都是黑的，把黑木削开，里面是发黄的木屑，有些许小孔。大概是历经百来年的光景，总有虫子啃了的。
祠堂是木板和土砖混合搭建。房梁高7-8米，深长的院落，院落两边有两个露天的池塘。真正的冬暖夏凉，下雨的时候，雨滴就会顺着屋檐落到池塘里。
这个深窄的祠堂巷子两边就是围建的房屋。正门朝南，东边供我姨外公家住宿，西边供他家的厨房。后来我大伯家就顺着祠堂往里走6米的池塘门口的东边搭建了一个比较大房子。那是青砖和土砖混合的房子。
我的记忆中不太记得有没有和姨外公说过比较多的话，也有可能只是打过招呼。他的样子我现在已然不能记清，只记得大概的轮廓。
毋庸置疑，他是个和蔼的老人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的拐杖。
清晰记得，他的竹子拐杖后来换成了木制的，也许是桃木制的，也许是很好的料子，我也不太记得有没有给拐杖涂上那种亮的深红色油漆。也许是接触不多，也许是时间太久远，毕竟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。
我记忆犹新的是他的小孩都很孝顺，听说在城里工作很体面，回来也和每家每户客客气气的打招呼，有时候还拧点什么东西来家里。
我一直以为我的姨外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。直到他去世后多年以后的一个夏天，他的六个女儿坐着山轮车，过来烧香祭拜。一时间鞭炮齐鸣，那天也许是姨外公的生日。我和妈妈刚好在路边拾猪草路过。
我问妈妈：“怎么那几个人约摸和朝兰姐（姨外公的女儿）长得多差不多，她们一起六个人。她们结伴叽叽喳喳的去了姨外公的坟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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