毒计既有，该如何周密实施，二人不免又商议一番。
奇怪的是，此后几日，他们行军又慢了下来，由原来的鸭步变为龟步，再后来是走一日歇一日，最后索性找了一块山水宝地安营扎寨。此处距清河郡不过五十里，快马加鞭，一个时辰便能赶到，但他们并不着急，还需在此等待良机。
一日等，复日等，百无聊赖之际，兵卒们操起了六博。他们几十人凑在一起，脱下戎装，赤膊上阵，呼喊声此起彼伏，比城中的赌坊更为壮观。
魏晋时期，天下纷争，民不聊生，苦不堪言，为自己的苦楚寻找寄托，成为各路有识之士的共同夙愿。
他们有的寄情于山水，有的泼洒于诗画，有的摆弄起玄学清谈，有的流连于女闾，有的孤注一掷，寄身于赌坊，可谓各得其所。阶层不同，地位有别，各自寻找最适合自己的，但能否脱得去苦楚，只有他们自己知晓。
对平头百姓而言，青山绿水无情，诗画清谈玄幻，女闾散财伤身，唯有赌坊适合栖身。小赌可以怡情，大赌或可富贵。
人生在世弹指间，需到博时不等闲；
博得金玉驱苦楚，家嗣福泽万万年。
于是，大河东西，大江南北，赌坊鳞次栉比，赌客络绎不绝，六博、樗蒲、双陆、斗鸡，各种博戏粉墨登场，赌客们情绪激昂、剑拔弩张，待硝烟散尽，便是几家欢喜几家愁。
不知自何时起，博戏传到了军营，且呈风靡之势，赌具与兵器一般，成为兵卒日常操练的必备之物。
想当年群雄逐鹿，孟德、孔明、仲谋等豪杰，披肝沥胆、治军严明，遂有三分天下；司马谋国，篡魏、灭蜀吴，拥天下而为大晋，历四帝即衰，退江左而守一隅。
朝廷南迁，一切可用悉数带走，唯赌风存于中原，胡风汉习在此碰撞融合，博戏在北方大地推陈出新、大放异彩。
在大魏军中，博戏也流行得紧。当年宇文军还在宇文家时，宇文日治军还是比较严苛，兵卒日常操练均以兵器为主；其他军队的操练，基本是用赌具代替兵器。
所以，兵卒聚众赌博，拓跋绍已见怪不怪，装作视而不见。
拓跋绍之所以视而不见，还有故意放任之嫌。逢赌必有输赢，而且往往是赢者寡、输者众，输掉军饷者不免垂头丧气、气急败坏，但也更能激发他们的斗志，把输掉的夺回来。
这种斗志源于一个人对利得的真本欲求，同时又掺杂着对利失的痛彻心扉。得失相和，正如阴阳相揉，其威力无穷尽，这正是拓跋绍所需要的。
兵卒们在这空旷的乡野豪赌数日，胜负已分，有的输光了银钱，有的将自己的刀枪和铠甲抵债，更有甚者，欲拿自己的贱命做赌资，自然是无人问津。
见时机成熟，拓跋绍田野点兵训话，主旨明确—此番要剿灭逆贼，必是一场恶仗。逆贼凶狠，我们要狠过他们十倍，凡杀逆贼一人，赏钱二十铢，杀逆贼十人，赏现银百两，凡查抄逆贼之宅者，所获财资归其所有。
短短几句话，分量有多重，从欢呼声中即能辨识。兵卒们双眼闪着绿光，盯着拓跋绍，那仿佛就是一座金山。兵卒们口头赎回刀枪和铠甲，要回寄存的贱命，个个摩拳擦掌，他们要带着昂扬的斗志，到清河大战一场。
一日后，有人来报，数万暴民攻击郡府衙门，清河郡大乱。拓跋绍随即下令，军队即刻开拔，往清河平乱。拓跋绍兴奋至极，他的计策奏效了，谁人也不能再指摘他无勇无谋。他的计策确实巧妙，在悄无声息中无中生有，创造了暴乱，自然也创造了逆贼。
数日前，拓跋绍派出数十人，乔装成百姓，悄悄潜入清河各地，他们的使命是煽风点火。这些人深入乡里，逢人便讲，官府要征收特殊捐税，用以剿灭废太子余党。
捐税按人头征收，每人五百株，有抗捐者，或充军，或卖身为奴。五百株，对拓跋绍而言，不过是平日歌舞升平的几坛酒；而对平头百姓而言，这或许是一家人一年的收成，每人五百株，简直能要了他们的命。
挑唆者说得有板有眼，加之声泪俱下，一副受害者的嘴脸，由不得百姓不信。有怀疑者，起初还质问几句，但恐慌已渗入到乡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渐渐他们也选择跟随恐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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