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在奏报崔佑甫一事中，按惯例代签了郭子仪、朱泚的名字，却又没有知会他们，以至两人并不知情。
崔佑甫被贬的通报下发，郭子仪、朱泚因与崔佑甫私交不错，都先后上表替他讲情。这让德宗非常吃惊，弹劾崔佑甫的奏章你俩不是都签名了吗，怎么又反过来讲情！
二人均表示并不知道此事。德宗因为刚刚上任，还没人给他讲过宰相府有这项代签制度，以为是常衮胆大包天，欺君罔上。震骇之下，立刻诏令将常衮贬为潮州刺史，后又调整为福建观察使，任命崔佑甫为宰相。此时崔佑甫刚刚走到临潼（西安临潼区），奉诏返回朝中。
至于常衮，他在福建干的不错，充分发挥他的教学特长，修建学堂培养人才，为促进当地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，四年后病故于任上。
稀里糊涂的做了宰相，崔佑甫倍感振奋，也深知肩上责任重大，自己年岁已高时日无多，便开始模范带领大唐官员，夜以继日的前人遗留下来的庞杂政务。
元载做宰相时吏治极为腐败，谁送钱谁当官，送得多当得大，根本不管你是进士及第还是胥吏转正。
到了常衮，他自诩清流，矫枉过正，选任官员只认科举。对各地推荐上来的人，无论贤良与否一律不用。那时的科举制还远没有后世那么普及，只认科举势必导致许多岗位长期空缺没人干活。
崔佑甫久在吏部任职，对这方面的利弊自然知晓，他亲自考察审核各地推荐的人才，在担任宰相不到两百天的时间里就任命了八百多名官员，平均每天任命四人左右。
干部问题历来是个敏感问题，等位的永远比上位的多！
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大批次的使用、提拔干部当然会引来非议，德宗善意提醒他，说有人举报你在选任官员时沾亲带故。
崔佑甫坦然回答：我为朝廷选士，如果连被考核的人是谁都不清楚，又怎能知道他的优劣与否，从而量才使用呢！德宗深表叹服，再不过问。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评说此事，认为用人只有贤与不肖之别，不能有亲疏新故之分，如果都像崔佑甫那样，肯定会遗漏很多人才，应交职能部门按程序秉公办理。
我倒觉得司马光在拿宋朝的眼光去衡量唐时的事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！具体问题一定要摆到具体的情境下，去做具体的研究与分析，得出的结论才有意义。
崔佑甫当时面临的问题，不是按部就班的挑选人才，而是如何将因前任不作为导致大面积空缺的岗位尽快配齐人手，先保证国家机器运转起来，至于贤与不肖、漏与不漏那是下步的事。
在特殊情况下，不能只是思想很统一就是不办事；嘴上唱得响行动落得慢。只有勇于任事才是敢于担当。同时，做工作还要注重抓本带末，把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解决了，其他的自会迎刃而解。如果总是纠缠在细微末节里，即便把自己累死，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成效。
跟着有思路有作为的领导做事，既舒服又轻松还能出成绩，因为他能指导你一直做正确的事以及正确的做事。
崔佑甫无疑就是这样的领导，他的做法让上至皇帝，下到百官，都深为敬服。
德宗是幸运的，上任伊始就遇到如此得力的助手，帮他迅速站稳朝局，厘清千头万绪，开创了一个活力满满的崭新局面。
德宗又是不幸的，崔佑甫只来得及开了个好头就匆匆而逝，将一堆还未完全处理妥当的烂摊子又交还给了德宗。
如果让崔佑甫再多活几年，后面的泾原兵变也许就不会发生！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有深深的遗憾！
建中元年（780年）一月，崔佑甫因病无法入朝视事在家休养，同年六月病故，享年六十岁，为相仅一年，实际在位半年多点。
病故前，他向德宗举荐了能臣杨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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